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今年赤字率拟按3.2%左右安排、比去年有所下调，不再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等多项具体目标。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于2月28日下午举办的线上专题研讨会上，专家形成的诸多观点和政策建议与政府工作报告吻合。如，会上专家提出：“今年GDP增长率应设为6%以上”，“财政赤字率应回到3%左右，广义财政赤字率应回到4%~5%的水平，抗疫特别国债等临时性宽松政策应该退出”等具体指标。秘书处将会议主要观点摘编形成了《迈好第一步，营造新气象，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的政策建议》报告，以飨读者。

以下为报告全文：

迈好第一步，营造新气象，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的政策建议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课题组

一、2021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和主要风险

2020年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有力，经济活动率先走向正常化，成为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中国经济复苏力量仍不均衡，是“非常态的反弹”。由于经济复苏的不平衡，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积聚了许多结构性矛盾，复苏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一是随着海外供应链的逐渐恢复，出口高增长的态势在2021年下半年的可持续性存在变数，进而影响工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二是银行不良率上升等金融系统风险有所积聚。尤其是中小银行的不良率上升，对资本充足率形成严重挑战，也影响了银行继续扩大信贷规模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三是全球经济复苏和通胀上行的市场预期显著强化。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较大涨幅，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上行，通胀预期取代通缩预期成为近期扰动金融市场的重要变量。

四是疫苗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速度、病毒的变异速度存在不确定性，局部性、输入性疫情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中国当前疫苗接种普及速度较慢，随着欧美发达经济体疫苗普及、群体性免疫、相互开放边界，中国可能回到相对封闭的“孤岛”状态。

二、各界普遍关心和争鸣的热点问题

（一）关于GDP增长目标

有专家认为，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经济增长指标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且与就业、居民收入等指标密切相关。同时，“十四五”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规划也暗含了对经济增长苏速度的要求。应该继续设置经济增速指标，使之继续发挥“指挥棒”作用。

对于经济增长目标值，有学者认为应设置为“6%以上”。原因在于2021年中国经济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不宜将目标值设置过高，6%的增速目标极大概率能实现，为政策留有余地，且与“十四五”期间隐含政策目标及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一致。也有研究人士认为应设置为“8%左右”，因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大概率会超过8%，目标设置过低容易引发质疑，打击市场信心；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力度都要为经济增长服务，如果目标值过低，会影响宏观政策的力度。

（二）关于宏观政策力度

在货币政策方面，有专家认为，2021年宏观政策的主题是回归常态。随着经济复苏和通胀上行，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的整体基调不变的前提下，政策力度应逐步回归常态，提高利率水平以预防通胀水平上升和经济过热，并为将来蓄积更大的正常化货币政策空间。

但也有专家认为，短期内不宜收紧货币政策。原因在于：第一，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虽然上半年经济增速会比较高，但主要是低基数带来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长期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第二，微观企业风险和整体债务风险较大，加息将增加企业债务压力，导致银行不良率上升；第三，中美利差仍处于高位，人民币出现长期升值趋势，加息会增大人民币升值压力；第四，今年财政政策回归正常化，财政赤字率下降，财政政策潜力有限，需要货币政策予以配合和支持；第五，当前金融市场对紧货币担忧本已较强，收紧可能导致脆弱的市场情绪更加恐慌，出现非理性超调；第六，对于局部资产价格泡沫（比如部分城市的房价暴涨），应采取针对性的财税措施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应对，不应全面收紧货币政策；第七，当前LPR利率与央行政策利率形成联动，加息容易导致贷款利率上升，不利于巩固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的成果。因此，收紧货币政策不利于稳增长和防风险。

在财政政策方面，有市场人士认为，出于财政可持续性考虑，随着经济复苏，财政赤字率应回到3%左右，广义财政赤字率应回到4%~5%的水平，抗疫特别国债等临时性宽松政策应该退出。同时，专家指出今年经济复苏依然需要财政政策呵护。在财政收入增速本就存在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政府债务扩张规模不应过度削减，以免形成实际上的“紧财政”态势。

（三）关于通胀压力

有部分专家认为，2021年中国通胀压力可控。一是当前CPI处于低点，随着生猪存栏、猪肉供给稳定恢复，猪肉价格下行将带动CPI增速下行。二是从核心CPI看，需求相对不足决定了不存在全面通胀的基础。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经济复苏呈现出供给端快于需求端的不平衡态势。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长1.2%，远低于GDP同比增速2.3%。居民收入增速下行及消费习惯的改变、防风险意识增强带来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导致消费增速下行，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9%。

从PPI看，一些参会者认为今年我国不存在持续高通胀的基础。尽管近期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较快，但由于2020年中国“六稳”、“六保”政策主要是从供给端着眼，中国经济的需求端没有快速膨胀；美元指数不存在长期贬值预期；新能源和页岩油对OPEC原油存在供给替代等原因，石油价格不存在继续大幅上涨的基础，能源价格上涨给中国带来输入型通胀的可能性小。加之由于去年低基数的影响，预计二季度PPI增速较高，但随后将由高位下行，不存在持续高通胀的基础。

但也有专家提出了成本输入型通胀和中美通胀共振的担忧：今年美国消费复苏动力强劲，欧美经济体需求扩张态势明确，美国周期性的通胀和长期通胀前景都将超预期，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上涨，带来输入型通胀压力，中美通胀有可能出现共振。

三、迈好第一步，营造新气象，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的政策建议

2021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起承转合年：既是“两个一百年”的过渡期，也是两个“五年规划”的过渡期，还是疫情防控的转折期。今年疫情防控压力可能较去年小，但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模式下，要在疫情防控和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之间取得平衡。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致力于使中国经济回归新的常态化发展轨道，回归可持续的增长。

（一）宏观政策要坚持稳字优先，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继续巩固好经济复苏的基础

今年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要好于2020年，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的必要性下降；但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尚未牢固，经济数据高增长存在“虚火”（低基数效应），宏观经济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仍是必要的。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逐步改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力度可以有所调整，但不能急转弯。依然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总体基调。

一是更加讲究科学精准地实施宏观政策，巩固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同时还要将通货膨胀维持在适度的范围，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要更加注重效率，更加注重可持续性。在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前瞻性，尽量长的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

二是扩充货币政策工具箱。在降准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主要通过基础货币投放释放流动性的货币政策操作下，中小银行获益相对较小。同时，由于这些工具投放资金期限较短，不利于金融机构负债的稳定性。建议央行进一步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增加对中小银行的流动性直投，同时丰富中长期限流动性投放手段。

三是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由于实体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牢固，要防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转弯，出现财政货币“双紧”局面。在不再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普通国债和地方政府债规模保持不变的情况下，2021年广义财政赤字率下降幅度较大，财政政策潜力有限，则需要货币政策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四是平衡好稳增长和控债务、防风险的关系。一方面，宏观经济要保持适当增长，否则债务率会更快增长，但也要高度重视一些地区、行业、企业的债务问题，以及居民杠杆率较快上升的情形，做好债务控制，防范金融系统风险。另一方面，优先选择宏观审慎监管手段应对金融系统风险，避免使用总量政策应对结构性问题。

（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增强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和确定性

释放增长潜力的关键，在于加快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

1、金融行业要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自主可控技术产业的占比，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可以提高产业链的现代化程度、掌控力、主导性以及安全性。科技向产业顺畅转化必须要发挥金融市场的媒介作用，要促成“科技-金融-产业”三角正循环，推动金融行业从融资金融向风险金融、从不动产金融向动产金融、从一般投资性金融向科技研发和设备更新投资性金融转变。

2、构建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

扩大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短期内依然面临较大挑战。

提高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必须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一方面，宏观政策要更加关注就业，通过促进就业增加居民收入。通过财政政策、社会福利政策、货币政策多措并举，促进就业，改善当前经济中存在的隐性失业、不充分就业等问题。另一方面，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一次分配中，提高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政府、企业分配的比重适当降低。同时，要探索通过多种手段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比如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方式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在二次分配中，通过财税制度改革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其消费能力。

通过供给侧改革增加中高品质消费品和服务业的供给，满足消费转型升级的需要。目前国际航空运输、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文化、艺术、体育、娱乐等产业的进口占总产出的比重很高，表明国内供给不足，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国内供给能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乡村作为提消费、稳投资、扩内需的一个重要战场，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基础上，做好脱贫攻坚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从农村规划、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村庄建设、农村保障建设、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农村生态建设、农村制度建设等方面全面加强乡村建设。5亿多人生活的农村地区蕴藏着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和有效投资潜力，有待挖掘和释放。推进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确保到2035年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扩大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双向开放。利用好、发展好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中欧投资协定，并充分发挥自贸区和特殊关税区的引领作用，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循环，以国际循环提高国内大循环的效率。

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继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优化营商环境，落实竞争中性政策，规则、制度、标准与国际接轨，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稳出口”和“扩进口”相结合，打造中国“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合作新定位，让中国在国际循环中的地位更加牢固，让世界离不开中国。

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改善“宽进严出”的非对称开放格局。目前“宽进严出”的非对称开放有利于吸引外资流入，但从中长期来看，影响了我国国际收支自主平衡，居民和机构投资者缺乏海外资产配置渠道，也对下一步人民币国际化和汇改造成较大压力。要以发展和理性的眼光看待资本跨境流动的潮汐式涨跌，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坚持制度型开放，推动汇率管理机制逐步与国际规则接轨，走向稳定的、不可逆的开放。

4.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中国成功地防控了新冠疫情，这个成绩是建立在我们坚持改革开放40多年，拥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的背景之上。同时，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线上经济、市场化的快递和物流体系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接下来要继续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体制在产业结构升级、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的作用。

（三）支持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发展碳金融市场

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建立碳排放强度和总量的双控制度，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要为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鼓励绿色项目投资和绿色消费增长，发展绿色金融。

要重视和防范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及早进行研究和准备。一是逐步建立完善碳核算标准、信息收集、信息披露等制度体系。二是央行等监管部门应及早在金融体系的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中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要求金融机构开展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

发展绿色金融，完善碳金融市场建设。完善包括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电力市场、传统绿色金融市场在内的广义碳金融市场的建设，完善市场主体、丰富投资工具、引进更多的机构投资者等。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绿色金融市场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提升碳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相关市场的交易、结算、交割、监管等规则都要积极向国际标准靠拢，既便于增加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便于我们相关市场和国际市场互联互通。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便利我国碳金融市场引进来和走出去。增加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绿色低碳项目人民币的直接投资，既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也有助于推动人民币进一步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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