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财富大讲堂】巅峰对话：当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怎么办？
一. 银发时代，养老金融大有可为
老龄化时代的新机遇
周延礼：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如何起好步、开好局，至关重要。“十四五”期间，我们将面临多方面的风险和挑战，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社会养老问题。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数接近2.5亿，65岁以上人口数约1.75亿。预计到2025年，65岁以上人口数会超过2.5亿。这意味着老龄社会的全面到来。根据联合国的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超过14%即进入老龄社会，区别在于老龄社会的程度更深。
老龄化和老龄社会的到来，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要进行深度调整。因为老龄是人口生命周期的后半段，如何解决好老龄人口问题，对国家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有重要影响。社会保障体制是全球都亟待解决的难题，如果解决得好，将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平稳健康运行起到推动作用；如果解决的不好，也会带来较大的风险和压力。因此，实现向老龄社会的平稳过渡，提高老龄社会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的积极推动作用，对未来经济的发展有正面影响。
例如，目前我国养老基金规模约10万亿，如果这些长期资金能用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投资中，如基础设施建设等，将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很大作用。从保险基金这一小切口就可以判断，养老基金如果能形成一定规模，可以作为一种长期资产进行配置，将对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金李：老龄化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但也带来了巨大机遇，金融业在其中大有所为。随着我国逐步进入中度、甚至重度老龄化社会时代，服务好老龄人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初心和使命，体现了对共同富裕目标的追求。它不仅体现在“十四五”规划中，也体现在2035年远景规划中。2035年目标是要“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共同富裕，不能让一部分人有缺失，尤其是老年人口。
过去几年是国家发展的巨大转型期，从农耕时代进入现代文明，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逐步推进。农耕时代，老年人口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很多都在乡土社会居家养老，是养儿防老的模式；但在工业化时代，人口快速流动，很多老人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养儿防老变得不再现实。所以需要依托金融手段来为老年人提供支持，实现财富养老。其中之一就是用保险基金来支持老龄化时代的发展。
社会养老问题的有效解决，能够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支撑。这种支撑作用不仅来自于社会稳定本身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对有效需求的提升和释放。从这个意义上说，银发经济是大有可为的。据我们观察，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老龄人口，都有很多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这些需求在物质条件的限制下尚未被充分释放。未来要更好地激活内需，老龄人口可以作出突出的贡献，金融在其中应该更加有所作为。
第三支柱养老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周延礼：“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将政策供给放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上。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要“规范和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养老问题在“十四五”规划这种关乎国家经济发展大局的纲领性文件中被提出，是有其独特意义的。从需求侧来看，进入深度老龄化时代，养老保险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如何处理好养老保险的政策供给，进而创造丰富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解决需求不同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
第三支柱养老是当下的热点问题，也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006年国务院23号文件是关于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点之一就是发展养老保险、农业保险和责任保险，将养老保险放在了比较突出的位置上，体现了国家对养老保险重要性的认识。但受经济社会环境、民众认知和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影响，养老保险的问题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解决。现在，中央提出“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从制度化的角度，在基本养老、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储蓄及商业养老这三个层次上确立了第三支柱养老的地位。这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取向。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思考，并提出解决方案，要真正按照中央的要求，规范和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使其能够在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西方在第三支柱养老，尤其是商业养老方面发展相对成熟，第三支柱养老占比高达35%-50%。美国以市场化养老模式为主，“401K”就是以税收延迟来保障养老的代表性计划。通过总结国外经验，并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建立中国的第三支柱养老，真正发挥好制度的综合性效益，在制度建设上确保养老产品、服务能够落实到位，确保全社会对养老事业发展的关注。
金李：目前我国对养老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视，这是制度建设的根本前提和保障。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首要问题，在国家大政方针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性，需要在政策方面做好全方位的配套安排。比如国外已经长期试用、并且获得很大成功的商业化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就不仅需要金融部门的高度支持，也需要国家财政部门、包括税收方面的相关政策进行配套。
打造更好、更富裕的的高质量老年生活，这应该成为全社会共识，也需要国家、企业和市场化机制的共同支持，特别是金融支持。此外，整体配套体系中还需要对市场进行早期投资者教育。因为老年保险不能在65岁或75岁以后才开始考虑，而可能需要在中青年时思考。要通过制度性安排，推动年轻人未雨绸缪地为老年生活进行布局，提升老年时代的替代率。目前西方社会的替代率很高，但如果只靠国家或企业，只能满足基本的养老需求。未来要想让老年人享受更富足、更高质量的生活，提高财富的寿命，使其与健康和生命周期相匹配，还需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好金融、尤其是保险行业对养老的巨大支撑作用。
周延礼：养老保险涉及到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它并不只能解决生命后半段的问题，而更要解决全周期的问题。养老保险基金也是在参加工作时就开始积累的，并逐步形成全社会的基金池。目前我国积累了两、三万亿的社会保障基金，将为全社会养老做好后备保障。企业的职业年金、企业年金，是为解决生产过程中的职工养老保障问题。此外，根据个人需求，大家还可以储蓄部分资金，为未来养老做积累。
我曾接待过一位美国议员，在退休之后担任了美国寿险协会的会长。因为他父亲在临终时告知他自己的养老金积攒不足。这对他产生了极大触动，想要在退休后做一份关爱人类的职业，投身于保险、养老事业的发展。这个故事说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解决全生命周期财富管理问题，就需要在就业时就开始积累养老资金，形成长期的资金支持。做好三支柱养老这篇大文章，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视野和格局。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解决老有所养，就相当于购置了民生保障，建立起了社会的一道防线。
数字化背景下养老保险发展的新机遇
周延礼：保险业正在思考如何建设“保险+养老+资产管理+科技”的服务模式，目前已有9家公司开设了康养结合的社区建设项目，8万多个床位已经投入运营。去年9月份，中国银行保险报组织了一个康养结合研讨会，展示了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对养老社区的全周期覆盖，渗透到了建设、管理、运营等各个环节之中。入住以后，衣食住行等相关需求都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得到反映，生命体征监测、健康护理引导都有数字化设备做支撑。由此可见，数字化、网络化对医养结合是非常有帮助的，“保险+科技+资产管理”的运营模式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目前建设养老社区的10多家保险机构，基本都遵循这样的思路，其建设水平不亚于某些发达国家的养老社区。21年前，我在费城参观了一个美国的养老社区，环境很好，但主要还是人对人的服务，没有网络化、数字化的设施。现在我们有幸进入新一代信息技术时代，可以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技术建设多层次的养老体系，让老人享受到数字中国的好处。
2009年我国开启保险康养、医养第一批试点工作。目前行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但仍旧一床难求，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保险康养的发展得益于泰康、合众、太平、太保等机构的早期探索，它们从2006年就已经开始探索养老社区建设的问题，并进行了投资布局。2009年保监会专门发布了关于固定资产投资、不动产投资等问题的文件，允许保险投资养老服务相关的社区建设。得益于这些企业的创新精神，他们不仅在国内进行调查研究，还去国外实地总结经验，为我国保险养老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其中代表性的是泰康，他们最早在北京试点燕园，现在已经达到30多万平方米的规模。
进入小康社会首先要实现体面的老有所养。目前10多家保险机构已经设立了养老社区，大健康产业发展部门也在推动相关工作的落地，市场规模很大。根据国外机构的研究，2020年养老地产市场规模达7.7万亿；到2025年，养老地产市场规模有望超过40万亿。所以养老保险可以带动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能够形成的资金规模是相当庞大的。这需要金融和资本力量的推动。我们要充分发挥资本、土地和人才优势，以数字化推动庞大的养老市场的形成。
数字中国为财富积累带来的新机遇
金李：数字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也是更大的机遇，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很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相比于美国，我国养老产业的前期投入较少。但美国更多是对线下传统模式的投资，在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反而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
通过数字化转型改变整未来养老行业的发展格局，一是要支持养老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促进其释放价值和效率；二是要利用金融手段，赋能数字化养老的发展；三是要充分发挥数据作为第五大生产要素的作用，打造与新型养老产业相契合的新型商业模式。
数字化全面提升了未来金融服务养老行业的能力，支持了老年经济发展的政策动向。在金融各大板块中，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都应该全方面服务好国家养老行业的发展。
银行需要服务好老年客户的全生命周期需求，为其提供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资金支持。要更好地理解客群，通过数字化手段为老年人的特质化需求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比如关注老年人失智失能的问题，帮助他们理解金融合同；或开辟与养老金融相关的金融产品等。
在信托方面，我的一个提案是“关于信托行业如何在老年时代更好地配合打造商业化的养老第三支柱”。在银保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信托业协会正在酝酿成立“养老信托专业委员会”希望汇聚68家信托公司的力量，真正让信托在支持老年经济发展过程中贡献力量。
在基金方面，无论是公募还是私募市场，都有越来越多的针对于老龄时代的金融产品，也为老年产业相关的商业模式和创新业态提供了更多资金支持。所以我国目前正在全方位地以金融支持老龄化时代的经济发展。
周延礼：信托养老在国外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做法，我们应该引进，如信托式养老（DB）和契约式养老（DC）。信托式养老主要涉及基金管理等方面，契约式养老则主要涉及保险产品、金融产品支持养老事业发展的问题。如何融合这两种制度，推动中国特色养老事业的发展，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应该抓紧时间研究，银保监会对此也是高度重视，要在金融产品支持和保障养老事业发展、推动养老产业扩容、为经济发展创造多重推动效应等方面加强理论研究。
如何进行养老金融的产品设计？
周延礼：要鼓励保险机构采取创新方式，研究养老保险、契约式养老保险的产品设计。比如对失能老人的长期护理工作，涉及数据整合、运营管理、基地建设、人员配套等多方面问题，如何设计金融产品、并将其应用到长期护理保险上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才刚刚起步，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由民政部和发改委牵头。希望保险机构能够加强对此类金融产品的研究，能够主动介入、参与到长期护理保险中。
这方面日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将“介护保险”的做法引进来，形成一个契约式的金融产品。此外，还可以充分发挥信托式养老的保障作用。在产品设计和模式运用方面，我们要加强融合，不要拘泥于某种形式，要走中国特色的、多种形式的、能够切实解决问题的发展道路。因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异较大，如何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还需要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养老金融如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周延礼：两会期间我的一个提案，是关于“商业保险助力养老保险事业发展”，主要强调设计一些保险产品，支持养老保险的平稳运行；同时做好养老保险服务，发挥养老机构在培训人才、管理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方面的作用。
金李：目前我们观察到，很多普通投资者，特别是老年投资者，享受到的金融服务的复杂程度其实并不很高。前期国家对金融风险的梳理，包括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整治去除了一些坑老、坑农的重大风险隐患。但在整治完成以后，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老年人财富保值增值的手段变得更加有限。过去他们可能会投资一些相对高收益、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但整治后，剩下可投资的金融产品对老年人来说过于复杂；或者钱不够多，无法达到基金合格投资者和信托高净值人群的门槛要求。这导致老年人的钱只能放在银行。但由于银行的存款利率较低，很多人担心购买力会随着时间下降。
所以国家一方面要关上一扇门，坚决止住那些忽悠普通老百姓的、长期不可持续的高风险投资产品；但另一方面，也应该开一扇窗，给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老年人群打造一些靠谱的、符合他们需求的、能够提供中等收益的产品。这些产品要符合老年人的特点，应该是能长期投资的，并且能契合养老服务等长期需求。这样，老年人投资中至少有一部分能够流入实体经济、特别是流入支持国家未来创新驱动型发展的领域中，如核心科技、低碳环保等。这样既符合国家的大政方针，又契合老年朋友的具体需求，能够为他们提供高于银行存款收益率的、相对可持续的中等收益，同时可以尽可能地回避风险。这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实践部门的共同配合，一起为老年人量身定做合适的金融产品。
周延礼：金融在养老产品设计、费率、礼金，包括收益率确定等方面有很多文章可做。在推进金融产品时，一定要走服务广大中低阶层养老人群需要的道路，尤其要服务于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要解决农民老有所养的问题。目前城市和农村养老金的发放比例约为1:3，差距比较悬殊，实现百年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现在是60%，在未来达到70%时，会有很多人不一定愿意住在城市，而希望到农村去住，这就需要在全社会建立起标准统一的、覆盖14亿人口的社会保障体制。所以金融业要承担其责任，让大家通过金融产品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使财富能够代际传承，这对养老人群、对家庭、对国家都有好处。
二、 2035远景目标下金融业发展的新机遇
周延礼：第一，要抓住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养老产业的发展充满挑战，但机遇更多。因为我国市场规模很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可持续支配收入的提高，保险业发展将迎来重大机遇。国外经验也证明，当人均GDP达到某一水平，保险业将实现快速增长。
第二，要扩大保险的覆盖面。比如在医疗保险方面，疫情之后，医疗需求特别旺盛，大家都在购买保险。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多层次的医疗体系，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也推出了“政府+保险+第三方”的合作机制。但要将所有病种纳入保险体系，让病有所医的问题都通过保险来解决，这是对保险业的巨大挑战。目前需求是存在的，大家都愿意付钱，但如何设计一个针对性比较强的、有精准定价的、应用大数据技术的保险产品，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要提高保险的保障功能和服务功能”，核心内容有两条。第一条是保障水平要高，最好能够给把大家关心的病种都能够纳入到保险当中来，覆盖所有常见病、疑难杂症、癌症、甚至是带病体。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医疗目录之外的保险问题，这方面工作需要用大数据来盯准。第二条是服务功能要强。去年两会期间，我提出要建立卫计委、医院、医保局、保险机构共享的数据平台，打通数据接口，提升数据掌握的全面性，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设计，实现精准定价。同时要坚持制度化与市场化并存，不能违背商业可持续的原则，否则将影响其社会效果。
第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五大发展理念，首先要坚持绿色发展。要梳理责任投资的概念，把绿色金融、绿色保险这篇大文章做好。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探索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光伏、污水治理、无害化养殖等领域的保险项目，这些都是绿色保险应有之义。所以在“十四五”、甚至2035年远景目标中，要尽可能把绿色保险、绿色金融这篇文章做好，提供好绿色服务。
要发挥支持投资、支持国家制造业发展的保险项目。从资金角度看，保险资金具有长期性特征，与制造业所需的长期资金非常契合。在这方面，要加强对具体投资政策的研究，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发挥好保险资金的作用。
在保险保障和服务方面，要瞄准科技创新投资方向，把保险业做实，把保障做全面，切实保障科技创新。要通过保险做好兜底，解决保障不足的问题。这方面银保监会要和财政部门要做好合作，优化对科技产品的税收安排，并将其纳入到保险内容当中。
除此之外，还要将出口信用的保险支持问题、一带一路建设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港澳大湾区和雄安新区建设问题、城域城际建设和发展问题等，都纳入到保险发展规划中，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所以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很多，但挑战也不小。首先要做好规划，制定好顶层设计方案，实现全面覆盖；其次要重点拿出具体的产品和服务，做好保障；此外还要配合经济社会发展对保险业的需求，有针对性的做出研究。总之，在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建设当中，保险业要真正发挥社会保障、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的功能。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天有不测风云，保险可以相伴一生”。
金李：金融业要抓住重大战略机遇期，服务好国家的发展大局，为践行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做好服务。
第一，为支持创新驱动发展，金融应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特别要支持核心科技的创新，充分发挥好数据作为第五种生产要素的巨大作用。今天数字化转型正在全面地改变着中国，金融业要要做好数字化转型、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更好地促进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同时要支持传统产业迅速完成数字化转型。这样才能在和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更好地发挥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特别数据大国的巨大优势。我国有近10亿网民，几乎是世界上数据积累最海量的国家。所以充分发挥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的优势，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第二，国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加和谐的环境，这既包括社会本身的和谐，也包括人和自然的和谐。所以绿色发展，今包括“30、60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改变。这是必须要高质量完成的两个目标，将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机遇。所以金融业应该关注绿色金融概念，关注长期可持续发展。
周延礼：在碳中和方面，金融业有一些重要抓手。其中符合绿色产业政策、符合投资目录的项目，要大力支持；对不符合要求的，也一定要守得住，一分钱也不能贷。为实现“30、60”目标，我们需要研究出一整套方案，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这不仅是对中国绿色发展的贡献，也是对联合国的2030的发展目标的支持，更是中国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的应有之义。在这个角度上，金融业面临的压力、挑战和风险都是非常高的。要深入研究今年的金融制度建设方案，包括远景的顶层设计和具体的工作规划。
三、给年轻人的建议
周延礼：建设健康中国，实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保险业、金融业可以发挥更大作用，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金李：除了老有所养，幼有所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帮助年轻人更好地成长起来。年轻人最大的投资，除了金融资产，就是人力资本。在这方面国家应该出台更多的政策，支持年轻人通过各种方式提升人力资本，让我国更快地从人口大国成长为人才大国，更好地释放出人才红利。这方面金融业任重道远。
